红色金融中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魏  文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诞生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创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安源工人运动创造了中共党史上十六个第一。其中,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就有四个:“1、1923年2月7日,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2、1923年2月1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实体中发行了最早的红色股票;3、1923年8月,发行了最早的货币,兴起了最早的工人储蓄事业;4、开创中共党史上反腐倡廉之先河”①。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中国革命金融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

       消费合作社产生的历史背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先后来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产业支部——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②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有部员300余人,部址设在牛角坡52号。俱乐部成立之初,对外宣传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等,没有公开表明以保护工人利益为宗旨,所以加入者并不十分踊跃。5月下旬,毛泽东来安源巡视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领导者们认为俱乐部的真实宗旨仍不宜对外公开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吸引工人加入,决定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工人群众宣传。7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遵照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决议案》中有关“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的指示③,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由李立三兼任经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当时有社员30余人,“仅集资百元,不能独开门面,仅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贩卖为数不多的布匹和日用品。“此时规模虽不甚大,而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却已深深印入工友的脑筋中了” ④。俱乐部“借此小规模之组织,竭力宣传”,得到日益增多的工人的信仰,“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 ⑤。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罢工胜利后,俱乐部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壮大,部员由700人激增到13000余人。为改善工人物质生活,增强工人的凝聚力,决定改组和扩充工人消费合作社。领导们深知,“要减轻工友生活负担,惟有扩充消费合作社一法” ⑥。1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委员易礼容偕林育英、毛泽民、唐升超、周辅仁等到安源主持社务的改组和扩充⑦。

       消费合作社经营状况和票币

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租赁老后街五福巷刘胜山的“刘协记”杂货店正式营业。易礼容任总经理,朱少连为副总经理。社内分兑换、粮食、服物、器用4股,分别经营兑换银钱和贩卖日常生活物品业务。每股设经理一人,毛泽民为兑换股经理,唐升超为粮食股经理兼全社银钱账务总稽核,陈枚生为服物股经理,谭茂林为器用股经理⑧。“兑换2人,粮食5人,服物器用共7人”共有营业员14人⑨,大多数由工人担任。经最高代表会议决议,除从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中拨10817元为合作社基金外,其余在部员中招股。《招股简章》规定:“以每五角为一股,分为2万股”,“凡本部部员每月薪在九元以下者劝认一股,九元以上者劝认二股,多认者听”,“股息每年以八厘四计算。每年红利平均分作十分,以四分摊分于各股,三分留为扩充社务之基金,二分为俱乐部基金,一分为社内办务员酬劳金”。因为合作社经济事业与工人利益息息相关,所以股票发行后工人踊跃购买。从1923年2月12日开始,工人共认购股票15690股,股金7845元,两项合计共得资金18662元⑩。股票的销售为合作社组织的健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营业颇形发达,每月销售大米500石,食盐万斤,食油4000斤,煤油2000斤,布匹约值3000元,器用值千余元,兑换约换洋2万元,售货总额每月近13000元⑪。二至七月,营业总额七万六千九百八十元三角六分四,纯利三百八十五元七角八分九。“尚能稍有赢余,这确算难得了” ⑫。这在当时仅有8万人的安源,是很可观的。安源大小商店(共约1500家)因此而在营业上大受影响,遂多方排挤与竞争。然而,工人消费合作社社员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二(工人及家属共约5万),商家“只能徒唤奈何而已” ⑬。合作社代售《向导》、《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等革命书刊,被称为中国第一“红色店铺”。

3月,易礼容调离安源,由兑换股经理毛泽民代理总经理。之后,合作社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先在新购置的俱乐部办公楼内增设一店,专售布匹南货。8月22日在新街开办第一分社,内设粮食、兑换、南货等三股⑭。8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换届选举后,毛泽民被最高代表会任命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⑮。此时,合作社所辖商店由1个增加到“至今已开三店”,管理人员和营业员增加到约40人。1924年下半年,合作社与工人学校妇女职业部合办一个出品发卖所,实际上是供学生实习的缝纫工厂兼服装店⑯。

消费合作社一开办就设兑换股,从而超出了它的名称所示经营范围,具有钱庄的部分职能。兑换业务在当时的安源是银元兑换铜元。工人所得工资中的银元,需要换成铜元零用。商家便在路矿发工资的时间,故意压低银元的价格,从中盘剥工人。当时安源的市价,银元“一元可以换铜元210余枚” ⑰,而工人从商家那里往往只能换到200枚甚至更少。因此,工人消费合作社一开办,就设兑换股,按照正常市价给工人兑换,免除工人所受此项剥削,得到工人欢迎。工人称消费合作社的银钱兑换股为“工人银行”。兑换股从开业至停业,共为工人兑换银钱54000元。

1923年春,经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合作社印发铜元票数千元,“不得过股本之半” ⑱,以弥补资金之不足。稍后,由于规模和经济范围进一步扩大,“缺少股本已成合作社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人俱乐部工作计划中提出了三条措施,其中一条是除尚未入股的部员酌情加补认购股票外,8月“在兑换股加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散合作社纸币一万元” ⑲。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后,资金不足问题大为缓解,社务进一步获得发展。11月,中共中央局向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所作报告中:安源四个月来,现状颇好。……合作社亦渐有起色” ⑳。

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股票、铜元票、纸币,虽然流通范围仅限于安源的数万人,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合作社的兑换银钱业务和工人储蓄的创办以及货币的发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人银行”,也就成了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

        完善制度进行反腐倡廉工作

在扩充规模的过程中,对外营业和对内管理的办法都渐趋完善。合作社所售货物,多由专人到长沙、株洲、汉口等地采购,由株萍铁路工人顺便捎回,因而免去不少运费,货物价格比市场便宜。原合作社总经理易礼容在1978年12月3日,《关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中回忆:“和我同时同事的人只记得有毛泽民、唐升超、林育英、许文亮、周辅仁数人,皆为合作社事业尽了大力,……大致一九二三年夏天和林育英等去汉口为合作社买过一次货”。开始营业时,因经验不足,对买主未加限制,有些商人便乘机套购,转手倒卖渔利。为了堵塞这一漏洞,消费合作社实行了凭证购货的办法,给社员发一木质“购物证”,持证可买社内低价物品,否则按市价购买。又规定,“兑换铜元须带有购物证,每人每日只能兑换一次,每次只准兑换一元,每月可兑换10次”21。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合作社的营业和工人的利益。此后,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共17条22,对总经理和各股经理的权限与职责,营业员的聘任和辞退,财经制度和作息时间等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使社务进一步条理化和制度化。其中,第七条“本社人员应各尽职责:如有放弃责任,致社内发生无意之损失,或账目朦糊,或有其他情事者,得由总经理会同俱乐部主任团查明免职,并其照数赔偿损失”。这是我国工运史上反腐肃贪第一令,不仅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拥护和支持。1924年2月16日《中国青年》第十八期载文《安源路矿工人之伟大组织》中就重大意义指出:“从安源这种事实看起来,已明确的告诉我们:只有组织能精密而系统,又造成绝对服从纪律的精神,中国绝不至于是一盘散沙的样子”。之后又陆续做了一些新的规定,最早实施营业员聘用制。例如:“合作社营业员须有保人,保人额为保证金500元”,“营业员失事过额由经理负责赔偿”23,“消费合作社及会计股,以后无论何人,不得用私人名义赊货或借贷”等24。在清查账务中,查出服物股经理陈枚生私自挪用公款七百四十二元八角八分九厘25、俱乐部还对彭谷初及几名干部向合作社借款长期不还等问题,分别作出严肃处理,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受到降职处理。当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在1923年10月3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中指出:“合作社办理不善,组织欠妥,以致发生陈枚生等吞款之事,大失工人信仰。近拟大加整动【顿】,调陆沉兼做总经理,毛泽民专任营业主任,实行平价廉价,增高消费额,收来新街合作社(分社)”。1924年5月,中共安源地委向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报告了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局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并将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写进向全党和共产国际所作报告。最高代表会议决定撤销陈枚生所任服物股经理职务26,“将陈枚生房屋用具封存,估价二百元作还欠款,暂限半月缴欠款五百元” 27。对俱乐部几名干部的借款也分别不同情况限期归还,这是我国工运史上的反腐肃贪第一案。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的廉政建设,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历史先河,是党的廉政建设的最早的实践探索。并针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决定“合作社改经理独裁制为委员制,在总经理下另设营业主任、经济主任、和事务主任等”。毛泽民任总经理,谭茂林为事务主任,林育英为营业主任,唐升超为经济主任,宁迪卿为新街分社社长。最高代表会并“通过合作社整理计划22条”28,对社务重新进行整理。经过多次整顿和不断改进,“消费合作社每星期须将其营业状况及经济状况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总报告一次,社内各项用费每月须报告一次”29。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渐趋完善。1924年全年销售额达到七万六千二百二十三元二角零四厘,扣除营业杂用一千二百六十七元零一分一厘,银水亏额三百四十四元四角六分九厘等,获毛利三千八百二十九元五角七分四厘30。

      开创中国红色金融事业先河

1925年9月21日,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派军队袭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捣毁工人学校,洗劫工人消费合作社,逮捕中共安源地委委员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等7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源“九月惨案”,工人消费合作社被迫关门。1925年10月4日《工人之路特号》第102期原载:“长沙快讯:……成本十余万之消费合作社,被兵士抢掠一空,经理唐生【升】超现尚不知下落。所捕之人,旋即释放一大部分,仅留八人,解往萍乡镇署,内一人糸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元【源】,余均不知姓名。正主任陆沉,悬赏五百元捉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1922年7月内部营业到1923年2月7日正式营业,再到1925年9月,遭到军阀破坏,它历经三年零二个月,李立三、易礼容、毛泽民、陆沉、唐升超等先后出任总经理31,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罗章龙在1984年12月16日,《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段史实》中回忆:“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我担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经管全党的活动经费。……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提供经费援助”32。它的创办和发展,对于抵制商人的中间剥削、改善安源工人的经济生活、增强工人对俱乐部的信仰、开展党团工作、团结工人坚持斗争、提高工人管理经济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所发行的股票、铜元票、纸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红色金融活动实践和开创红色金融事业的先河。邓中夏同志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记载:“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有很多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33。并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事业创造了最初的经验,培养了金融人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便是曾在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工作两年的毛泽民。此外,曾任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的林育英(又名林仲丹,化名张浩)。中共韶山第一任支部书记毛福轩和早期的党员毛新枚以及衡山白果的农运干部李渭璜等,都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聘用的第一批营业员。正如:毛泽民所作的《消费合作社报告》中讲“中国仅有的一个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34。

 

参考书目

①《2012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特刊》第3页,2012中国红博会组委会萍乡执委会2012年7-9月主办。

②《中共萍乡市委志》1921年—1992年,1995年12月出版第9页,中共萍乡市委办公室编。

③《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研究文汇》2002年9月出版第37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④⑥⑨⑩⑫⑭2234毛泽民《消费合作社报告》,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190-195页。

⑤⑰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0日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114-117页。

⑦《中共萍乡地方史》第一卷第9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⑧《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届职员表》中华民国十二年七月订,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202-203页。

⑪⑬《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沿革和现状》原载1923年5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167-1168页。

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职员一览表》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325页。

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228页。

⑱朱锦荣《最高代表会报告》,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149页。

⑲刘少奇《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1923年8月20日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101页。

⑳《中共党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224页。

212728李涤生《最高代表报告(第二届)》,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311-316页。

23陆沉《干事会报告》,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318页。

24陆沉《干事会报告》,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154页。

2530唐升超《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报告》,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第383-386页。

26《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921-1925)》第203页,及《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1页。

29《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210页。

31《萍乡煤炭发展史略》第227页,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1987年1月岀版。《萍乡文史资料》第13辑第147页。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萍乡市文化局合编,1991年10月出版。《萍矿运动九十周年纪念册》第11页,萍乡矿务局1988年3月22日出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872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21—22页,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合编,湖南人民岀版社岀版。

32罗章龙《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断史实》,1984年12月16日,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060页。

33《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见《萍乡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8页,政协萍乡文化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198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