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坚强而有文化的女人

罗雁萍

 

已过六六大顺之年,人生过了大半辈子。忆往昔,不论是“命”还是“运”,总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15岁那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不幸——生离死别。8 月,父亲病故。年底,妈妈随姐姐姐夫工作的调动而远离。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的我从备受宠爱的娇娇女瞬间变成了弃儿,那种打击和失落感刻骨铭心。每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思念妈妈和姐姐的泪水湿透枕巾。我天天盼着早点放假,好与家人团聚。

感谢残酷的现实让我明白,没有了家人的依赖,一切都得靠自己。姐姐托付她的朋友关照我,我却一次也没有去麻烦过那位大姐,并一下子变得懂事起来。连小手帕都没有洗过的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会了生活完全自理。

1966 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在以后的数年里,知青们陆陆续续返城。我也在插队落户三年后,被推荐上卫校。

中学同学聚会,有人说:“再有上山下乡运动,打死我都不会让我的子女去受那份罪。”我的看法相左。并不是我有多高的觉悟和境界,而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老乡们不仅教会我干农活,纯真质朴的为人更是让我没齿难忘。

当我带着丈夫前去这曾经生活过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小村庄,父老乡亲们说:“你是我们村子里十个知青中唯一回来过的,真有情有义。”他们把我当成贵宾一样地招待。我何德何能让他们如此看重?他们才是最有情有义的人。我至今都与当年的村姑村嫂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曾经在湖南医院工作,与丈夫分居湘赣两地,后调入江西萍乡。这一调动,我的生活工作轨迹完全改变。远离唯一的娘家姐姐,远离生活学习工作了30 年的故土,在一个陌生的,甚至于连语言都无法正常交流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工作。由于新单位医务人员超编,组织上安排我从业务干部转为国企的行政干部。我失去了专业,除了能与家人团聚以外,没有一点能让我快乐的地方。同事同学们都为我感到惋惜。

我很羡慕我的卫校同学,能从一而终地在自己喜爱的专业护士岗位上干到干部55 岁正式退休的年龄,工资也是我的一倍。而我,由于各地的政策不一,我50 岁不到就退休了,工资只有她们的一半。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我也曾经懊恼过,我也曾经悲催过。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差别就那么大?

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后悔之中,感谢父母给我的自尊心,懊恼归懊恼,悲催归悲催,我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没有能力改变环境,那就只能改变自己。

刚到萍乡那会儿,我用比学生时代学外语还要刻苦的精神学习当地语言,两年的时间,就能说得一口炉火纯青的地方话,同事们都夸我语言中枢神经很发达,我自己很有些洋洋自得。

婚后,我一直生活在尽享天伦之乐的大家庭里。我做儿媳时,我感谢公公婆婆,他们的独生子成了陪伴我一生的丈夫;我做了母亲,我感谢两个儿子,他们的妻子成了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我做了奶奶,我感谢我的孙子孙女,他们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延续,乐享晚年。

幸福不幸福,自己知道。我的一辈子,似乎都生活在幸福当中。最幸福的事情,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看书、写作。学生时代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宣读或张榜。我那时候的理想就是能像《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一样,出一本自己的文学作品。

感谢萍乡这块红色的土地,让我在花甲之年,圆了自己的出书梦。在萍乡30 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与写作,当业余通讯员,经常给《萍矿工人报》和其他许多报刊投稿,将工作的经验教训化作文字,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倾诉于笔尖,发现社会的闪光点,做精神文明建设的传播者。

我感谢编辑老师们,是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作者们编织着嫁衣裳。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我的作品不仅在不同级别甚至于国家级的报刊杂志刊登,还多次参加征文赛,并获奖,先后被市作家协会、市楹联学会和市文化产业促进会吸收为会员。不管时间多么紧张,也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想过放弃读书、写作。

放弃二字15 笔,坚持二字16 笔,放弃和坚持就在一笔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持之以恒地写作,让我的小说散文集《八月雪》得以问世,并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出了第二版。许多读者和朋友对我说:“喜欢你的作品,充满了阳光,幸福指数很高。” 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很欣慰。

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我的爱好也广泛多了,每天除了打军鼓、做健美操、跳广场舞锻炼身体之外,我还是要抽出时间学习和写作。因为,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内心充实的、有文化的女人,才是真正幸福的女人!